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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王佐被冤杀的源流,毛泽东叨念十几年

时间:2019-08-06 10:25来源:云顶娱乐
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 党史上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就是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

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

党史上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就是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收编了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原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绿林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32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袁文才、王佐还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曾为土匪首领的袁文才、王佐的命运岌岌可危。 对中央决议应如何贯彻和执行,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主张实事求是。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柏露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坚决主张杀掉袁文才。 而毛泽东不主张杀袁文才和王佐。他语重心长地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坚守井冈山。 转战赣南的袁文才后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对党和红军依旧忠心耿耿。 保护袁文才和王佐的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井冈山的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了。虽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定,但是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又开始要贯彻六大的决议了,坚持认为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首领,必须除之。 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着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着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当时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复杂,土客籍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一些共产党员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土客籍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随着这些争执的累积,并最终导致曾经联手的龙超清、袁文才从此反目成仇。中共宁冈县委在《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三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土客两籍的对立在革命展开过程中是如何被激化的: 第一、围绕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出身的文根宗,文根宗任期结束后,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继任主席之职。但是,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 第二、围绕打土豪的对立。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8个在逃的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籍6名,客籍2名。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亏了,深感不满, 第三、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宁冈县土籍与客籍的子弟在不同的学校:学校峰书院系土籍所办的最大学校,袁文才以该书院系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而将其烧毁,由此更引起了一些土籍人的不满。龙超清与袁文才为此事大吵了一顿。在这场族群利益争夺中,掌握兵权的客籍占了上风,掌握党权的土籍暂居下风。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要除掉袁文才和王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于是,特委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 彭德怀信以为真,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了,苍天无语,青山垂首。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转战赣南的毛泽东闻悉后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新中国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游故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袁文才和王佐被当作反革命除掉后,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使井冈山沦入敌人之手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

这是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如果追寻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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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泽东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回顾远逝的历史,现在条分缕析的重大事件,在过去犹如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的麻团。1930年祭起错杀刑刀的是那迫在眉睫的军情……

毛泽东对王佐 、袁文才有着特殊的感情。大革命失败后,他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落草,结交的第一对绿林朋友就是袁王。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还学到山大王的游击战术。他称袁王是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和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 、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对于啸傲山林、锄强扶弱的绿林英雄,毛泽东素来十分敬重。他认为,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铁军劲旅。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有意留毛泽东在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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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确是天纵雄才,他只用两招就消除了袁王疑心,使之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地投奔到毛委员麾下,至死不渝。

毛泽东的第一招就是赠送枪械,以示诚信。

毛泽东的第二招是同仇敌忾,生死相依。

前委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跟,而且造成了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融洽气氛。在改造的过程,毛泽东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袁文才赞毛泽东是“中央之才”,愿意执鞭牵马,跟他打天下。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1928年2月,袁文才 、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长。昔日的井冈山绿林双雄正式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土客籍矛盾曾令毛泽东产生只手撑柱、回天乏力之感。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过“左”政策而为难。他不只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在宁冈,土籍革命派的首领是龙超清、刘辉霄,客籍革命派的代表是袁文才 、周桂春。他们在一系列的问题,发生群体之争、权势之争,甚至发生女色之争。

1927年底,宁冈县农民协会下令捉拿土豪劣绅,数目是8个,其中土籍有6人,客籍有2人。于是,一些跟土豪有亲戚关系的土籍群众有意见,认为打土豪土籍吃了亏,下次要多抓几个客籍劣绅,把吃的亏补回来。

巽峰书院是新城土籍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因土豪劣绅经常在书院聚议进剿农民自卫军和审讯革命者。客籍好汉袁文才 一怒之下,将巽峰书院放火焚毁。对此,土籍人大为不满。

1928年3月,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会议由县委书记龙超清主持。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新枪,十分显眼醒目。袁文才见了,很不舒服,他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并且振振有词:“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龙超清气得青筋直爆,但又无可奈何。

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成立宁冈县政府,推举文根宗任主席。文根宗是土籍人。客籍人老议论说:“现在是土籍的党,客籍人的枪么!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客籍人提出轮流坐庄,土客籍每三个月轮出一届主席,土籍人表示同意。文根宗坐满3个月,由客籍甘金皇出掌权柄,甘金皇上台才只1月,土籍革命派即以甘“文化低、能力差”为理由,将他撤换。

袁文才与一个叫陈白英的女人有染,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慕陈姿色,也想插手。二人明和暗斗,时常彼此制肘。

对于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毛泽东深感痛惜。他曾苦口婆心地耐心排解:“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都是封建意识的反映,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反对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土客籍工农贫民是一家。

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国民党也不分土客籍,他们抓人杀人,什么时候分过土籍客籍,抓住了革命者一律杀头。共产党员要有敏锐的警觉性,千万不要中了土豪劣绅的奸计,内院起火,互相拆台。拿你们宁冈的话说,就是'不拆开墙来让狗进'呀!”他也曾找来龙超清、袁文才 ,疾言厉色地进行批评:“你们这是乱弹琴!中国历史上只有封建世袭制,而没有轮流坐庄制嘛!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以天下人民利益为己任,怎么可以随意附和土客籍之间的不正确要求呢?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呀!”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上述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犹同悬顶之剑,随时可能斩落下来。

彭德怀率红五军杀回井冈山 之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莽张飞最忌讳白面书生。在机诈百出的朱昌偕面前,彭德怀先后两次中计,第一次被“骗”去了生死之交的副帅黄公略,第二次被煽起斩杀袁王之心。

送走黄公略,彭德怀 率红五军主力游击至井冈山地区。1930年2月初,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休整。一天深夜,奉调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书记的朱昌偕等人闯入红五军军部,神情激动地说:“彭军长,救救边界特委吧,袁文才 、王佐 率部要叛变了。”

朱昌偕的话,说得彭德怀 、滕代远、邓萍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由于曾经上过朱昌偕的当,彭德怀多了个心眼,没有立即表态。他想弄清问题再说。

受土籍势力影响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一直盘算着打袁王的主意。邓乾元代表特委向中央请求如何处置。他说土匪问题是边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可以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聪明的袁文才 敏感地察觉到危险正在缓缓逼近,这从他的一些言语中可以看出。一天袁文才与宁冈东南特区负责人王次谋等人下棋,他情绪低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命令调我们去吉安。”

“袁猴”,陈次谋亲昵地喊着袁文才 的诨号,就事论事地说:“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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