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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反扫荡战役,真实的地道战是这样

时间:2019-12-15 22:56来源:云顶娱乐
提示:近年来,“抗战神剧”充斥荧屏。抗日战争这一事关民族存亡、人类正义的历史事件被不断地戏剧化,甚至是娱乐化、低俗化,为此总局不得不多次对“神剧”喊停。那么,被各

提示:近年来,“抗战神剧”充斥荧屏。抗日战争这一事关民族存亡、人类正义的历史事件被不断地戏剧化,甚至是娱乐化、低俗化,为此总局不得不多次对“神剧”喊停。那么,被各类“神剧”反复演绎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爆炸站、伏击战等等这些中共曾在敌后战场长期开展的对敌斗争究竟是怎样的?这些斗争方式的开展实施,存在哪些困难和障碍?在战争环境下,中共又如何组织和动员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斗争形势?其与中共自身的生存、运作、抵抗方式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即以地道战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地思考和阐述。

冀中区“五一”反扫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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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至6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部队反击日伪军对冀中平原大规模扫荡的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曾展开大规模的地道斗争,尤以冀中地区最为突出。多年来,尽管由于影视和文艺作品的原因,地道战已在国人中耳熟能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罕见。作为中共主导的对敌斗争系列链条中的一环,地道斗争具有强烈的中共军政特质,不仅是研究战争,更是了解中共生存、运作、抵抗方式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坚韧的武装抵抗和一个对日充满敌意的氛围,是地道斗争开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源自中国面对侵略的民族主义激发,持续发酵则应归功于中共的不懈努力。经由民族精神营造起的敌意,不仅是中共开展地道斗争的利器,事实上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助力。同时,像地道这样一种本质上偏于被动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够存在,与对手方露出的空隙不无关联,日本当年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实态,是帮助观察地道和地道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是年春,日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首先确保平原”的作战方针,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冀中区进行全面蚕食,切断冀中区与北岳、平西、冀东各区的联系,使冀中区陷于孤立,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5月初至6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主力及第26、第27第、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及伪军共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辗转抉剔”等战术,以派遣特务队与快速部队相配合,对冀中平原进行残酷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区中国共产党政府军队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

地道斗争最早的发源地在冀中地区。根据吕正操的回忆,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地道“最初的形式,仅[是]在村外的一个洞而已”。单个的地洞由于无法转移,隐蔽效能有限,慢慢发展为地洞之间的联通,形成所谓地道。

冀中军区和中共冀中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挥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冀中区人民及北岳、太行、冀东、冀南等区八路军配合下,采取以主力一部同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转移至外线寻机歼灭日伪军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

地道在冀中得到发育,关联着自然、历史、社会和现实条件等诸多因素。自然地理条件是地道产生的基础。杨成武总结挖掘地道条件时,首先即提到:“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质,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否则不仅无用,而还有倒塌房屋之危险,同时敌人容易掘开。”冀中的地质条件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地下水的位置是影响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条件,冀中的安新县因为“大部县境是水地”,挖掘地道就较困难。不过,冀中大部分地区地下水都较深,不会影响浅表的地底作业。

5月1日开始,日伪军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动,向冀中中心地区合围,企图将冀中区中共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于沿滹沱河、滏阳河、德州至石家庄铁路线构成的“铁环阵”之中歼灭。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采用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钳制进攻之日伪军,掩护机关转移,在深泽县白庄、无极县赵户村、肃宁县窝北镇、深县护驾池等地歼日伪军1000余人。经十数日辗转激战,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封锁圈,机关转移至阳河以东地区,部队分散在内线坚持斗争。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滥觞,主要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

至5月底,日军在封锁圈内反复进行“梳篦扫荡“、“拉网扫荡”、“抉剔清剿”,多次施放毒气,到处抢掠、抓丁、烧杀、奸淫,组织“维持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卞,冀中部队和民兵依托地道和村间道沟,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袭击日伪军运输队,打击小股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和粮食财产。期间,外线部队先后袭击大城、文安、新镇、安国等20余座城镇,在无极县小吕王村、深泽县白庄、定县北喧等地多次阻击、伏击日伪军。

作为中共在华北发展最为迅速的根据地之一,冀中直逼日军在华北的控制中心平津地区,距河北重镇保定更是咫尺之遥,可谓日军的肘腋之患。中共和日军在此长期交叉拉锯,互有进退。以游击运动为主的中共,要承受日军一波波“治安强化”运动的持续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如果缺少了拉锯这一背景,条件太好或者太坏,地道斗争都很难产生。

至6月上旬,日伪军占据冀中根据地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村庄,共建立170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00余块。冀中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除留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在冀中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大部陆续向冀南、太行、北岳根据地转移。6月底,日军缩于主要城镇,反扫荡战役结束。

然而,地道和地道斗争的产生及发挥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因素,即民众的态度。地道挖掘必须依靠民众,同时民众是否为地道保守秘密,是否通过地道帮助掩护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是地道能否有效的关键。地道基本是依村而建,民众挖掘地道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应的村庄还要承担被日军发现地道后展开报复的风险,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难以想象的,地道和地道斗争开展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实。

此次日军的残酷扫荡,使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部队减员16800余人,群众被杀、被捕达5万余人,根据地绝大部分变为日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军民在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共进行大小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

中共在冀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除其本身成功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外,冀中独特的内外在条件也提供了不少助力。冀中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最早占领的地区,是日军烧杀政策首当其冲的被难地区,当地民众也因而成为对日抵抗的坚定支持者,而这又反过来招致日军进一步的屠杀。冀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军的屠杀有关,同时还缘于这里民众的相对高素质。民族情绪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中浸润,从知识和文化教育中提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态度时,一般和知识水准呈正相关状态。吕正操曾指出:“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学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准一般较高。定县有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个村有几个大学生,并且在抗战前受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也甚大。”

同时,由于靠近几大都市,冀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战前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华北最着名的布产区即在高阳。日军入侵,对这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高阳的织布业在日军侵占东北后遭到沉重打击,东北市场失去,日本又倾销棉纱,使国内布业难以为继。冀中民众在日军侵略中体验到的现实伤害,和民族情绪结合,很容易加剧民众的愤怒。

另外,地道挖掘乃至地道斗争必须依托村落进行。“在华北的大平原上,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墙,环绕着整个的村。围墙的建筑,其基本或主要用处是防御盗劫,保护村民”。这为利用地道进行村庄防御提供了基础。同时,村庄规模对于地道功能的发挥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村庄过小、村庄之间相距过远,则回旋余地不足,地道的隐蔽及战斗功能都会受到很大限制,村与村之间的地道联络更难以实现。河北村落规模较大,冀中作为富裕的平原聚居区,人口密度高,村落规模更是超过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环境对地道斗争形成了天然支持因素。

地道作为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后,起初中共内部看法不尽一致,由于地道主要用于隐蔽,曾一度被批评为右倾、退却,对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而言,这样的想法应该不难理解。随着冀中困难局面的不断加深,冀中领导层开始改变看法,程子华带队考察地道后决定予以推广。随后,经由中共各级组织的推动,地道迅速在冀中发展,“五一扫荡”前,还呈现由单纯隐蔽转向战斗和隐蔽功能兼具的趋势。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变质,日军基本实现对冀中的控制,地道斗争的集中发展戛然而止,进入中挫时期。如中共一再强调的,地道斗争必须和村落麻雀战、爆炸战、地雷战、伏击战、外围的反包围战等结合才能真正开展,根据地变质,中共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上述战斗失去顺利展开的环境,地道斗争相应也受到很大限制。不过,冀中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日军通过“五一扫荡”虽然暂时在冀中取得控制地位,但由于中共此前几年在冀中打下的扎实基础,日军有限的兵力面对中共不断游动的游击武装、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及充满敌意的民众,明显不敷分配。

由于兵力的缺乏,眼皮底下的冀中地区控制虽较为严密,但也必须依靠密集的碉堡和据点完成。日军的碉堡战术据信有模仿蒋介石“剿共”战法的成分,但两者又不尽一致。国民党军是以碉堡作为防御和前进阵地,碉堡被用于压迫式的进攻中,限制中共反击并在进攻中起压制作用。碉堡的修筑,基本意味着国民党军对该地的完全占领。较之国民党军的优势,日军一方面明显明显兵力不足,另一方面又无法招架民众的敌意。因此,日军的碉堡主要用于驻防,对于日军而言,碉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固然强化了其火力控制的能力,却也分散了其可以用于机动的兵力,使其面对游动着的中共武装显得力不从心。

日军战斗力和控制力的不足,不仅表现在人数上,人员结构和素质也随着战争进行出现不利变化,具体表现在“新兵增加,老兵减少”。新兵战斗经验、军事训练均不如老兵,战场动作不如老兵熟练,射击技术减弱,战斗顽强性大大降低。更令日军指挥官忧虑的是军纪问题,驻防冀中地区的第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在向部下训话时承认:“本军自出征以来,……常因为喝酒而引起杀人斗殴、奸淫等恶劣的行为……在共产赤化的魔手之下,愈加繁盛。”日军的实际状况,决定其针对中共的行动往往是有限的,有计划而又往往呆板地执行计划。敌去我来,敌来我去,日军的“扫荡”常常成为应景的猫捉老鼠游戏。

理论上言,日军完成对华北的占领后,大量发展伪军,伪军应该可以弥补日军人数上的不足。然而,无论素质、训练还是作战精神,伪军都无法和日军看齐,加之像冀中这样的地区很多伪军都有民族认知的基础,又在中共控制下接受过反日教育,更不愿意为日军卖命。搜索地道时,日军“命令伪军钻洞。但伪军更怕死,伪军此后便不注意搜索洞口,即便见了洞口也不告诉敌人,甚至有的替我们掩盖洞口”。

1943年年中以后,冀中乃至华北的中日对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日军开始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冀中兵力不得不进一步予以压缩。1944年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日军兵力大批被抽调,给了一直蓄积能量的中共趁势反击的机会,地道斗争在此背景下重新活跃并进入高峰期。

如果说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来自各地自发,1944年后的地道挖掘高潮则更多缘于中共的组织动员。1944年后,中共和日军在冀中开始新一轮拉锯,和“五一大扫荡”前中共在拉锯中不断被削弱不同,这一次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薄西山,拉锯的结果已经日渐向中共方面倾斜。此时,日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其补给的日益难以为继,对民众的掠夺有增无已,民众躲避负担的心理迫切;同时中共力量的壮大,日军下乡征发的仓促,也使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夺乃至利用地道打击、警告日伪有了更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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