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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的荣耀之地,匪首夫妻负隅顽抗16年

时间:2019-10-25 07:50来源:云顶娱乐
剿灭土匪,人们都知道这是建国初期的事。十多年之后,即1965年3月26日,中央军委发言人郑重宣布:中国大陆最后两个匪首被歼灭。这是怎么回事呢? 导读: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

剿灭土匪,人们都知道这是建国初期的事。十多年之后,即1965年3月26日,中央军委发言人郑重宣布:中国大陆最后两个匪首被歼灭。这是怎么回事呢?

导读: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

追寻遥远的记忆,历史的烟云中又一次再现了武陵山区剿匪的画面。解放初期的湘西,土匪‘多如牛毛”,我剿匪部队在湘西民众的紧密配合下,历时年余,终于歼灭了几个暂编师的土匪,最后只剩下土匪女司令田妹和她的男人副司令覃国卿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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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王震率部到达新疆,在迪化机场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田妹名叫田玉莲,桑植县利福塔人。她身材比一般的女子粗壮,年轻时长相有几分姿色:一双凤眼,圆圆有脸盘上泛着红晕,乌黑的长发在脑后盘了个扁髻。就是这个外貌清秀的女人,内心却比蝎子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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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才20岁出头的她,己有为匪多年的历史。她双手都使得短枪,在土匪堆里很有几分‘治窝”的泼辣手段,是名副其实的女匪司令。覃国卿又名覃勋,武陵山区有名的“杆子”头目。

驻新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他身材瘦小,却阴险奸诈,当年被国民党当局封为暂编师师长,手下曾有过3000多人马,与解放军抗衡了大半年。大部土匪被歼灭后,这两个侥幸逃脱的匪首,如丧家之犬,一头钻进利福塔的地下洞穴。

1949年,王震率领10万官兵进军新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与剿匪活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新疆,王震的荣耀之地。

利福塔一带是世上罕见的洞穴区,地下到处是空山,山山有洞,洞中有洞。什么九天洞、观音洞、大风洞、缸钵洞,… … 都是深不可测,绝无人迹的地下溶洞。田玉莲与覃国卿藏匿于九天洞的子洞缸钵洞,白天不生烟火,夜间潜入附近乡村去偷米、偷盐油,偷一些生活必需品,共度时日。

“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做好事”

懂得草医草药的女匪首还装扮成当地农妇,混到利福塔、桃子溪等集镇上,摆地摊卖药材,然后将卖药的钱买米买盐油带回洞里。这样过了几年。一天夜里,田玉莲碰了到住在附近的过去的勤务兵樊世泽,她用匕首抵住他的喉咙,威逼他今后定时到黄家岗给自己送粮。

1949年初,我军挥师西进,新疆的解放指日可待。

樊世泽害怕女匪首杀害全家,不得不每个月筹集一斗米、二斤猪板油、半斤盐,在夜间送到指定地点。狡猾的女匪首对樊世泽也不完全放心,每次接东西,都强令樊一样样地用口尝过,才敢取走。就这样,这对匪首在洞中生活了15个年头。长期的洞穴生活,使得两人毛发浓长,肤色惨白,样子很吓人。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定在了新中国的建立上。会议期间,王震向毛泽东请缨:“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

1964年8月26日,竹峪湾村的儿童翟少东、刘传书追赶黄鼠狼跑进一片树林里,被隐伏在路旁草丛中的两个匪首看见。两个匪首不由分说扑上前,一人抓一个,又是堵嘴又是蒙眼,把两个娃儿捆了起来。

王震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战将。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佃农家庭,早年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1930年9月,毛泽东夸赞王震写的传单、布告很有功底,王震回答说:“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写的!”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到了林深草密的山窝里,才解开两个孩子的蒙眼罩。两个才十三四岁的少年,看见眼前站着相貌吓人的一男一女,特别是田玉莲腰里别着两支短枪,马上意识到碰上了土匪。因为他们早就听大人讲过,土匪女司令田妹和覃勋‘杆子”还没有被民兵抓到,不知是逃到了台湾还是钻进了哪个山洞。

抗战时期,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自力更生,开发南泥湾,成为一支独特的又战斗又生产的部队。南泥湾大生产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表扬,他为王震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并赞誉三五九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1944年11月,王震又率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中央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后因时局变化北返,于1946年9月返回延安,行程2.7万余里,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

女匪首从未养育过儿女,把两个孩子抓来的目的,竟是要让他们叫上一声娘!可是,两个娃儿都有一股倔劲,偏偏不肯叫。田玉莲连哄带吓不起作用后,恼羞成怒,匪性大发,抽出手枪,对着两个娃儿就要搂火。

云顶娱乐 ,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来说,在进军新疆的战略上,能不用兵胜之是上策。毛泽东最后选定王震进疆,除其作风硬能打仗等开国将领共有的特征之外,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的特殊经历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已经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垦荒戍边的双重任务:新疆就是一个“大南泥湾”啊!

覃国卿见状连忙劝阻,他害怕枪声惊动了外面的世界。正在这时,杀人如麻的女匪首不知为何起了恻隐之心,竟然从眼角滚出一滴眼泪,她长叹一声,瑟瑟而抖的双手竟拿不住短枪。女匪首没有再为难两个娃儿,又将他们蒙上双眼带出山窝放走。

新疆远离内地,入疆不仅要长途跋涉,想要在那儿站稳脚跟也得靠自己。尤其是粮食问题,从内地大规模运粮过去显然不现实,只能靠部队自己解决。而王震率领的部队能长途奔袭,又能打硬仗,还能耕地种田,显然很合适。

两个虎口脱险的少年回到家里,向大人讲了遇险的情形,孩子的父母着了慌,同到大队、公社报告。到这时候,人们才知道这对匪首竟然在世,思想不由得有些紧张了,进到山里做事格外警觉。

就在王震请缨出征新疆后的一天晚上,西柏坡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京剧《红娘》,大家都去看戏了,王震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文件。不久,毛泽东走过来,问他为什么没去看戏,还说:“《红娘》这出戏很好,那位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做好事。”

16年来蛰居洞穴,躲避搜捕的生涯已经使这对匪首的神经极度脆弱。1965年3月23日,利福塔的村民余边德等3 人,来到缸钵洞的山谷里砍柴。匿于洞中的两个匪首,眼见砍柴人渐向洞口移近,担心砍掉洞前的山柴而暴露洞口,顿时心生恐惧,两人同时开枪,3个村民2伤1亡。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提出解放新疆的方式,要以政治解决为主、军事解决为辅。特别是获悉帝国主义阴谋利用新疆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制造分裂的情况后,毛泽东要求加快解决新疆的进程,他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部队。”

缸钵洞山谷的枪声,暴露了匪首的踪迹。匪首的暴行,更是激怒了当地人民政府。当天晚上,桑植县党政军部门召开联席会议,部署剿匪战斗。3月24日,剿匪部队和武装民兵2000多人,围住缸钵洞山谷,作地毯式的搜索。匪首夫妻开头凭借着有利地形进行顽抗。

这可以说是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方针。王震对这一方针烂熟于心。

一名民兵腹部中弹负伤,部队副指导员向南书胸部中弹当场牺牲。这对匪首朝守缸钵洞,部队和民兵步步逼近洞口,朝里面发射迫击炮,同时扔进几十枚手榴弹。停了一阵不见动静后,战士们冲进洞内,在洞中十余米的地方发现均己气绝身亡的匪首夫妻。XLW

敲着地图动员,请来“老师”做工作

那是陈东海受命于西线剿匪总指挥的第二天夜晚,已是午夜之后,他忽然接到王震的电话,让他立刻赶到新疆分局,说是还有一些关于剿匪的问题与他谈谈,他随即驱车来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

王震请命进疆获得批准,部队将士为自己能担当如此大任而欢欣鼓舞。可是,他们又切实地面临新的问题: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和平时期,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官兵,觉得过去忙于行军打仗,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现在胜利了,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进退及婚姻家庭问题了。

新疆分局原是盛世才时代的督办公署,是新疆最高官邸,内有东大楼、西大楼和新大楼等主要建筑。王震的办公室就设在新大楼内。

当时进疆大军已在嘉峪关外的玉门、安西、敦煌一线摆开。此地沙海茫茫,人烟稀少。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便在指战员中蔓延。部队到达酒泉地区后,一些战士便好奇地向人打听新疆情况。那些暗藏的敌人,便乘机造谣惑众。他们故意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把新疆描绘成妖魔地、鬼门关,说什么冬天小便会冻成“冰棍”,得拿棍子敲;出门走路只能露出两只眼睛,否则耳朵、鼻子冻得一摸就掉;夏天的戈壁滩上,太阳火辣辣,出门就晒成“鬼剃头”;风沙能刮得大石头遍地滚,刮得骆驼在空中打旋。

因迪化市电力奇缺,夜12点开始停电,整个市区一片黑暗,新疆分局也不例外。不过为了照顾王震深夜办公的习惯,在他的办公室拉了一条特殊供电的专线,因此 他的办公室窗户仍然亮着。陈东海的车子刚刚停在新大楼门前,王震的警卫员便迎了出来,随即陪同陈东海来到王震的办公室。

战士年轻容易轻信,连一些干部也受到影响。他们议论说:“我们部队在延安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备部队,王胡子是延安警备司令。现在党中央进了北平,我们驻北平作中央警卫部队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连西安也待不住,兰州也住不了,要去那些最远、最穷、最荒凉的地方。唉,跟着王胡子,一辈子吃了大苦,没好日子过。”有的还把这些牢骚怪话编成了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陈东海向王震敬礼,王震还礼后请陈东海坐到沙发里,随后笑道:“打扰你们睡觉了,总想改改这种颠倒黑白的毛病,可就是改不了,也许这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吧。”

王震这个直性子哪听得了这些论调,气得拍桌子:“这不行,这是涣散人心!”

陈东海也笑道:“彼此彼此,这毛病我也有的,你打电话时,离我睡觉的时间还早着呢。”

他左思右想,不得不亲自动手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不然根本无法进疆,就是进了疆也守不住,不打自垮。当然,办法还是老办法:先是找一些干部陆续谈话,说通了,就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

王震说:“那好,既然这样,我也就不说什么客气话了,咱们言归正传吧。关于敌情和部署,我在军区剿匪会议上已经讲过了,现在找你来是想再强调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克服轻敌麻痹思想。我们一些同志,一提到乌斯满和尧乐博斯,总以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流窜的叛匪,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被我们消灭了,难道这些叛匪还能 翻起什么大浪?这种思想实在是要不得的。

开会那天,他事先叫人在毛主席像下挂了一幅巨大的旧中国地图。王震那天讲得很激动,将他一段时间以来,学习和思考的成果都端了出来:“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都能为祖国统一,不辞万里艰辛出师西域,难道我们当今的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说路远,那时候他们只能骑马坐轿,我们今天还有汽车,苏联老大哥还要给我们派飞机来。他们都不怕路远、干渴,我们就怕吗?有那么一些人,怕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讨不到老婆,断子绝孙。我王震今天当着大家面保证,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最近我们一些零散部队受到损失,实际就是这种轻敌麻痹思想的结果。驻哈密部队罗少伟副师长的牺牲,实际也是这样轻 敌麻痹的思想造成的。一个高级指挥员,竟然不问敌情,贸然驱车通过峡谷,结果惨遭叛匪伏击,车毁人亡,无一人幸免。一定要教育部队牢记这个血的教训。”

讲到激动处,他举起爬山用的木棍敲着那幅地图问道:“你们说,这地图是用什么绘成的?”台下的干部都瞪圆了眼睛,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一拍桌子,大声疾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用鲜血绘成的呀!”

1955年,和参加黎湛线铁路通车典礼的华南各界人民代表参观郁江大桥。陈东海听到这里,也列举了一些自己部队因轻敌麻痹而造成的损失,特别是一些后勤人员和少数到深山伐木的战士,有的竟全部被匪徒们杀害。

他指着地图的上方说:“老中国的地图就像我们常说的,像一片桑叶。1945年国民党和苏联谈判,国民党同意外蒙古独立了,这片桑叶去掉了一大块。你们看,这里就是从中国完整的地图上划走的一块。难道我们大家还愿意再从我们的版图上少了新疆这一块吗?那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我们勤劳勇敢的各族同胞,你们舍得吗?我是舍不得的。”

王震继续说道:“这些其实还只是军事上的轻敌麻痹思想,更严重的还是政治上的轻敌麻痹思想。乌斯满也好,尧乐博斯也好,他们都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首先是 一股极端反动的政治势力,他们都有着险恶的政治野心。在美英帝国主义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策动和支持下,他们打着“保卫民族”、“保卫宗教”旗 号,出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发动了武装叛乱。

王震越说越激动:“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

现在这两股匪徒,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新疆的反革命中心,许多潜伏的反革命势力,包括那些仍然留在新疆的外国势力,如英国领事何仁志等,他们都在眼巴巴望着 乌斯满和尧乐博斯的行动,都想乘机而起。总之,对于这帮匪徒千万不可轻视,要把与他们的斗争,提到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高度上来。”

台下顿时激昂地呼喊起来:“我们舍不得少了新疆!”“到新疆去!”“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全场立刻沸腾起来。等会场稍趋平静,王震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进驻新疆的任务。而后,他又针对部队里存在的某些混乱思想说:“你们告诉指战员同志们,不要听信敌人故意散布的那些谣言。我请来了历史学家,新疆的商人,还有跑遍了新疆的汽车司机和其他很多维族朋友,分给大家当老师。请他们给大家讲真正的新疆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生活方式和历史演变。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讲出来的才是真话。你们听了尽管提出问题,请他们回答,把部队思想上的疑问都解决掉,现在我们热烈欢迎老师们进来!”

陈东海听了这一番话,感到很受教育,有些激动地说:“司令员,你说的这些太重要了,据我了解我们不少同志,还没有把这场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我一定原原本本地把你说的这些话传达给部队。”

在一阵掌声中,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领进一队人来。他们中有维族,有哈族,有汉族,有老年、中年人,都被热烈的掌声弄得局促不安。王震扬扬手说:“各部队可以把老师们请去,召集指战员听他们讲课。”

王震说:“那好,不过当我们强调不可轻视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甚至产生一种恐敌或畏难情绪。记得去年11月我刚到新疆,曾有过一次伊犁之行,在那里听到不少有关乌斯满的传闻,有的竟把乌斯满吹嘘得神乎其神。

散会后,各部队负责人都拥上来,争相邀请“老师”到各自部队去讲课。几天后,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对王震说:“你请来的那些老师还真管用,好多问题都解答了。现在各级党委和支部,都让战士们的请战书、决心书给埋了!”

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甚至向我提出,如果乌斯满 武装叛乱,在平息叛乱时,要不要苏联出兵相助?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当即对他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完全有信心平息任何武装叛乱。他乌斯满过去与盛世才 和国民党周旋,不就是打游击战吗?

毛泽东几次通过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发电报给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员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劝他们走和平起义之路。同时令正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直接由莫斯科前往新疆,向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陈述中共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敦促陶峙岳和包尔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这些努力,加快了新疆解放进程。1949年9月25日、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领衔发布起义通电。9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王震率领一军团向新疆开进,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

如果用这一套战法对付我们,他算是找到冤家对头了,因为我们就是打游击战出身的,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打游击战的祖师 爷,他乌斯满岂能是我们的对手?那位外交官听了我的话一笑置之,好像我是有意向他吹牛似的。现在据说又有人在鼓吹乌斯满的神出鬼没,鼓吹乌斯满如何难打, 如果这种论调出自敌对势力的造谣惑众,倒也不足为奇,如果出自我们自己内部那就值得注意了。”

推出特殊政策,破格发展、任用少数民族党员干部

陈东海附和说:“我也听到一些类似的议论,有的还确实出自我们自己内部,比如我师有一个汽车连,因遭到敌人埋伏,损失惨重,就有点由轻敌变成恐敌了。据他 们连长说,有的战士一说到乌斯满,真有点谈虎色变呢。所以你刚才讲的在强调重视敌人的同时,又要防止过高地估计敌人是很对的。”

对于建设新新疆,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花费很大的精力,亲自发现和培养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同时,他还批准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入党。

王震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一定要把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目前乌斯满号称三四万人,尧乐博斯据说也有数千之众,其实他们都没有正规 军队,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欺骗和裹胁的群众。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

王震有个想法,就是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入党后就可以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当委员。这是一个很有胆略的意见,报告中央后,很快得到了同意。

在乌斯满那里,还有一些部落头人,实际也是被迫或上当受骗的,有的 和乌斯满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把这些人争取过来尤其重要,因为一旦把他们争取过来,他那个部落的群众也会跟着过来的。

王震从伊犁回到迪化后又提出,一些民族领袖人物有入党要求,要快点吸收,快点办手续。他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提出吸收的新党员,要在1949年底把手续办完。他说: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在12月31日以前举行入党仪式。早一天入党,将来他们填表时能多一年党龄。经过个别审查和两个正式党员的介绍,在1949年年底前,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第一批党员。中央新疆分局吸收了一批,南疆吸收了一批,乌鲁木齐和伊犁也都吸收了一些。第一批共吸收了四五十个党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中的领袖人物,如包尔汉、赛福鼎及南疆的伊敏诺夫。包尔汉由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入党,赛福鼎由王震和邓力群介绍入党,他们入党以后,就担任新疆分局的委员,参与了新疆分局的领导。

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匪首,也要区别对待,要注意分化瓦解他们,要集中力量打击以乌斯满和尧乐博斯为首的极少数叛匪头子。这样,就会把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孤立起来,一旦他们脱离了群众,便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1949年12月底,新疆分局为赛福鼎等新入党的同志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王震亲自领着新党员宣读了入党誓词,并讲了话。他说:“新疆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立了包括伊宁、塔城、阿山三区的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一支由各民族子弟组成的强有力的民族军,并且成立了一个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新盟。伊、塔、阿三区现已成为在新疆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部分。民族军现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同志们入党以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就要通过同志们加强对第五军的领导,使第五军成为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成为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下的军队,成为忠于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新盟现在拥有5万多盟员,它今后则是在党领导下的各民族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广泛组织,同志们入党以后,不但不要退出新盟,而且更要加强对它的领导。”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在新疆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抓紧发展民族领袖人物入党的深远考虑。

在争取受骗群众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也需要讲清楚。对于乌斯满这个人,我们原来也是想把他争取过来的,我们曾经派过好几个代表 团与他谈判,我也曾亲自给他送过信,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冥顽不化,决心与我们对抗到底,我们也只好把他宣布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公敌了。

自谓“既是送别旧时代的最后一个省主席,也是迎来新世纪的第一个省主席”的包尔汉,在回忆录中曾经记述他在入党宣誓时刻的激动心情:

关于尧乐博斯,因为他参加了起义,我们对他一直持欢迎态度,而他却欺骗了我们,一直没有改变他作为国民党忠实走狗的本性,他刚刚逃离哈密,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便委任他 为新疆省主席,看来他的叛逃是早有预谋的。说明这些情况,可以教育那些受骗群众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从而尽快幡然醒悟,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中共中央分局成立后,我就找王震同志谈心,并通过他向党组织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党组织审查了我的政治历史与现实表现,经王震、徐立清同志的介绍,1949年12月31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经候补期而成为正式党员,并且担任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务委员。从此以后,我的全部工作乃至整个生命,就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当我面对党旗举起右手进行宣誓的时候,我想起了被盛世才杀害的陈潭秋、毛泽民、俞秀松等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想起了我在盛世才监狱中所写的歌颂毛主席的诗句:……您开辟了通往真理、自由、劳动者解放和幸福的道路,……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了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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